某某工厂-专业生产加工、定做各种金属工艺品

　　进入新发展阶段，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加速演进，以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为主要驱动的新兴产业蓬勃发展，我国的生产力水平实现新的跃迁，呈现出新的质态，以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快速涌现为重要特征，摆脱了传统的经济增长路径，形成符合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律的新质生产力。2023年9月7日，习在黑龙江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时强调要“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习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全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突破方向，推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区别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须由更多运用新技术的新产业承载，与新兴产业存在紧密关系，也就是说，科技创新密集的新兴产业更适合成为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载体。当前恰逢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在梳理归纳新兴产业创新特征的前提下，从理论层面阐释分析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明确在技术革命浪潮兴起与拓展过程中新质生产力形成的本质和方向，进而在实践层面寻找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动力来源和机制路径，成为新发展阶段激发我国创新活力的重要议题。

　　本文将在演化经济学技术经济范式的分析框架下着力于探讨以下问题：新兴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究竟有哪些？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是否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如果存在，那么如何在实践层面以新兴产业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余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在界定新兴产业范围的基础上，围绕新兴产业创新的内涵和主要特征进行提炼归纳，并进行前景展望；第三部分，在演化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视角下阐释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理论逻辑关系；第四部分，从实践层面提出以新兴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路径；第五部分，探讨在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目标的导向下，未来我国产业战略的着力点和具体的产业政策选择。

　　“新兴产业”在学术界和政策界通常被置于不同的语境下作为产业经济和技术创新的相关概念进行解读，但很少有研究对其进行明确的概念和范围界定。早在20世纪80年代，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从企业竞争战略角度出发，将“新兴产业”（emerging industry）作为“受威胁产业”（threatened industry）的对立概念提出，认为“新兴产业是新形成的或重新形成的产业，其形成的原因是技术创新、相对成本关系的变化、新的消费需求的出现，或其他经济和社会变化将某个新产品或服务提高到一种潜在可行的商业机会的水平”。国内最初有产业经济学者为研究“战略性新兴产业”，而将“新兴产业”作为基础概念进行梳理定义，认为新兴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部门，它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出现的新的产业”，从技术创新角度来看则是“由前沿技术不断发展进而工程化、产业化并不断壮大形成的产业”。

　　在产业经济和技术经济的研究中，“新兴产业”被认为是一个动态概念，即某些产业只在一段时间内属于新兴产业，而当该产业所应用的技术进入成熟期后，就不再属于新兴产业的范畴了。也就是说，在界定新兴产业的范围时，需加入一个时间或阶段的重要维度进行刻画。贺俊和吕铁的研究认为，应该基于“产业动态性”（industry dynamics）的研究，将新兴产业定义为处于产业生命周期中“初创期”的产业，而“初创期”指的是从技术培育到产业化再到产业进入者数量达到顶峰期间，也就是应该包括新兴产业出现初期、产业增速很低甚至产业化未开始的阶段，以及进入产业高速增长和技术接近成熟之前的阶段。

　　从技术和市场结构角度来看，近年来广受热议的“未来产业”是尚且处于技术发展初期和市场孕育孵化阶段的产业，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简称“战新产业”）是已经具有一定产业规模且仍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产业，而进入技术成熟期后，主导产业是具有较大规模且增速较快的产业，支柱产业是已经形成可观规模的产业，“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支柱产业”这四种产业形态存在时间上的继起性和演化发展关系（如表１所示）。本文认为，基于产业生命周期和产业组织理论，在考虑技术成熟度、产业组织结构稳定性、产业规模增速等因素的基础上，“新兴产业”应该是指主导技术尚未成熟、产业化未形成较大规模，仍有很大市场潜力的“初创期”产业，也就是说，涵盖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两个部分。演化经济学家在对历次技术革命浪潮进行考察的基础上，认为一种激进创新①会导致新产品出现，在产生一个新产业后就会有一个密集创新和最优化的初始时期，这个阶段技术创新与市场的交互作用会决定技术改进的方向，这之后连续不断的渐进式创新将提高产品质量、生产过程的生产率和生产者的市场地位，并最终在技术成熟时达到高潮，在这个过程中作为激进创新载体的先导产业属于新兴产业的范畴，而促进先导产业部门成长的过程也就是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过程。

　　①本文中提及的“激进创新”（radical innovation）和“颠覆式创新”（disruptive innovation）、“颠覆性技术创新”是同义词，属于同一类概念范畴，是指改变游戏规则并创造巨大财富和价格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用于强调对既有主流技术、产品市场和商业模式有颠覆性突破和超越的创新活动，颠覆性创新破坏性很强且方向具有不确定性。与之相对应的概念为“渐进创新”和“持续性创新”（sustaining innovation），这类概念的最大特征是指基于主流消费者市场最早已形成的产品价值维度来界定的产品性能能够在创新中得以提高，而这种在既定产业内的技术进步往往是渐进的、持续性的创新活动。参见沈梓鑫、贾根良：《美国在颠覆式创新中如何跨越“死亡之谷”？》，《财经问题研究》2018年第5期。

　　本文尝试在产业经济学和技术经济学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演化经济学“技术革命浪潮”的分析视角，对“新兴产业”的内涵和范围进行如下界定：从产业发展阶段来讲，新兴产业是随着科技生产力水平提高而出现的新产业、新部门；从产业包含门类来看，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等行业部门②；从技术革命浪潮动力来说，新兴产业是相对于传统产业而言的产业部门，且通常是每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

　　②关于新兴产业的范围，笔者认为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进行界定，狭义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但广义的新兴产业，除了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应该还包括传统产业中能够被新技术改造升级的产业。为方便后对比研究，本文采用狭义的定义，即从行业部门来说，新兴产业主要是指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而不涉及传统产业中能够被新技术改造部分的讨论。

　　伴随着新技术创新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无论是最初期的未来产业还是处于高速增长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均处于产业生命周期的成长阶段，具有发展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巨大潜力。也就是说，新兴产业的创新将关乎一国在新一轮技术经济范式导入期，能否顺利实现新旧经济增长动能的转换。充分把握新兴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将有助于后文分析理解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的逻辑关系。本文从“新兴产业”的概念和内涵出发，结合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演进规律，认为新兴产业创新的主要特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新兴产业发展的核心是技术创新，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处于主导技术接近成熟之前的“初创期”阶段，也就是说这个阶段产业的核心技术突破更具“创造性毁灭”特征，或者是有较多的颠覆性技术出现，或者是产业的主导技术仍然有持续进行创新改进或替代的机会。基于弗里曼和苏特对不同类型创新的不确定性程度进行的划分，产业化之前“新兴产业”所涉及的基础研究与发明、开创性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基本产品创新等创新活动比产业化之后“既有产业”所涉及的专利创新、产品创新、工艺改进等创新活动具有更高的技术不确定性，以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等为主要内容的颠覆性创新活动正是新兴产业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基础。新兴产业作为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通常率先出现激进创新并向其他产业扩散，具体地，支撑和驱动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技术是具有突破性和颠覆性的前沿技术，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战略性”则主要体现在产业所基于的主导技术具有未来性和突破性，因此引导新兴产业创新的核心技术通常是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术，其技术演进的路线则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

　　从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未来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这四种产业形态存在演变时间上的继起性。根据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的定义，主导产业是能够依靠进步或创新取得新的生产函数，从而有效带动其他产业快速发展的产业。支柱产业是产业规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重要战略地位，起着支撑作用的产业。从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演变的接续性规律来看，没有哪一种产业形态是凭空出现的，随着核心技术的突破和产业化进程的加快，现在的未来产业会逐渐成长为“明天”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后天”的主导产业乃至最终的支柱产业。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的新兴产业都会成长为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某些产业也可能在产业化阶段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因此，只有新兴产业创新的产业布局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才能保证这些产业未来成长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从而通过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对国民经济的增长起到强大的带动作用。

　　包括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内的新兴产业的创新活动，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产业组织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不确定性。由于新兴产业处于产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新兴产业创新所面临的市场不确定性主要表现为新技术产品开发出来后定位寻找早期用户需求和培养新兴消费群体存在时间上的滞后性，导致新产品的市场化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外，在新兴产业的形成初期和产业化阶段，存在着颠覆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两类创新形态，前者更多地依赖于创新型企业进行关键技术的突破，对应着高进入率、低市场集中度和高创新频率的产业组织方式；后者则依靠在位企业积累的技术能力进行创新改进，对应着高进入壁垒、高市场集中度和低专利申请的产业组织方式。新兴产业创新方向和强度的不确定性决定了技术创新主体和产业组织方式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

　　按照新熊彼特学派代表学者佩蕾丝和苏特等人提出的技术窗口理论，后发国家的技术追赶存在两种机会窗口：“第一种机会窗口”只与传统产业有关，指的是后发国家在成熟技术上追赶发达国家的可能性；“第二种机会窗口”则与激进的新技术革命和新兴产业有关，指的是后发国家把握技术经济范式切换的机遇期，通过还未成型的前沿技术突破更有可能获得技术赶超的机会。经济史上美国和德国从第三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入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并实现对英国的赶超经验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理论观点。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来说，在成熟技术和传统产业中存在的技术赶超机会比较少，因为先发国家已经实现技术、规模、标准和产业生态联盟的锁定；而在前沿技术和新兴产业中后发国家实现技术赶超的可能性很大，这是因为后发国家组织对传统技术和产品路径依赖较弱，新技术更易在后发国家快速扩散。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爆发之初，后发国家更易在新兴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结合用户的动态反馈进行相应的新产品工艺改进，并依靠国内市场规模条件，形成新质生产力，获得对发达国家技术赶超的“第二种机会窗口”。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使用一定的生产工具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能力，“这种能力依赖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等生产要素，体现在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的过程中”。在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的经典理论中，新质生产力本质上属于生产力范畴，代表了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和产业变革下的生产力“跃迁”，是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匹配的生产力质态。进入新发展阶段，新质生产力呈现出颠覆性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布局前瞻性强、市场和组织不确定性高、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征，这里的“新”主要指的是新技术来源、新产业业态、新要素组合等等，而这里的“质”的内涵包括了质量、品质、物质等方面的提高，是从数量的增加转变为质量的优化。

　　不同于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结合新兴产业的特征来看，新兴产业创新促使数据等新型劳动对象形成发展，推动智能设备等新型劳动资料迭代涌现，要求新型劳动者能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并熟练使用新型劳动工具，通过优化生产力三要素的组合方式，推动生产力结构的持续演变，进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快速形成。

　　纵观经济史和工业发展史，在演化经济学提出的三次工业革命和六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历史分析框架下，可以观察到，历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通常是新兴产业，而新兴产业的创新也具备了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基础条件。在以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1840年）期间，棉纺织业和煤炭等行业是第一、第二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煤、铁为核心投入要素，蒸汽机、机械纺纱机是当时的颠覆性技术，18世纪中期的英国正是重点支持以这些颠覆性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取得了世界霸主地位；在以电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1840—1950年）期间，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行业是第三、第四次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钢、石油为核心投入要素，钢船、无线电是当时的颠覆性技术，19世纪的美国和德国建立了以电力、石油、化工、汽车等为支柱的产业体系，率先实现工业自动化，完成了对英国的赶超，成为技术革命的领导者；进入以信息化、智能化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1950年至今），电子信息、网络通信、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行业成为先导产业，信息、数据、可再生能源等将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投入要素，进入工业智能化时代，新兴产业主要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智能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以及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脑科学、空天科技、生物育种、深地深海等未来产业领域。在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中，核心要素的更替具有革命性意义，新兴产业所涉及的核心技术都有一个从研发到扩散应用的不断成熟的过程，也就是需要经历从实验室孕育孵化的基础研发阶段到跨越“死亡之谷”的商业化转化阶段并最终得以在市场广泛普及应用的过程。新兴产业不仅源自于前沿和颠覆性的技术，而且其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壮大的成长过程。本文认为，新兴产业作为引导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在一个国家内率先将新兴产业培育发展成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从而实现科技革命领先的过程，实质上正是促进本国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在演化经济学理论框架下，本文认为，可以从技术动力、要素组合和产业形态三个层面对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进行研究，进而解析新质生产力形成机制与新兴产业创新之间的紧密关系。

　　首先，从技术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来自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等先进技术以及颠覆性技术群的突破，具有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术从研发、扩散到应用都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动力，而新兴产业创新的技术动力来源也主要是颠覆性和前沿性的技术。在创新路径上，无论是颠覆性的前沿技术还是先进技术均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在技术发展初期出现潮涌现象时，需要耐久资金的支持；在创新环境上，新兴产业的创新空间和市场潜力则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持久的技术动力源泉。

　　其次，从要素维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是覆盖包容全新质态要素的生产力，包括了传统的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以及技术、知识、企业家精神、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不仅出现生产要素范围和种类的扩展，而且也实现了要素组合方式的创新。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根植于生产力要素的多样性，新的质态取决于生产力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当前我国新兴产业的创新发展恰恰能够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丰富的应用场景。例如，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引入数据等新的生产要素，抑或在对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等未来产业领域目标方向的前瞻部署中，推动要素组合的组织创新和技术复杂程度的提高。

　　最后，从产业维度来看，区别于以传统产业为载体的传统生产力，新质生产力通常以运用新技术的新兴产业为承载主体。基于产业组织的特征规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息息相关。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演进，由此所催生的新兴产业作为新部门通常是引领本轮技术革命浪潮核心技术扩散的先导部门，经过一系列产业融合和形态载体的结构变迁，新兴产业从先导部门培育发展成为主导产业乃至支柱产业的过程实质上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

　　综上，鉴于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形成之间存在着技术动力来源、要素组合方式和产业形态载体上的一致性，因此促进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创新正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主要内容和重要动力。

　　此外，从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看，有关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机制不仅需考虑上述技术因素的作用，而且还需考虑制度因素的设计。正如卢荻在演化经济学经典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框架下对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分析所言，“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是数个单一产业的发展问题，也不仅是整个经济模式从粗放（数量型）向集约（质量型）转换的问题，而是具有根本性的经济结构和制度的系统变革”。本文认为，如果将新质生产力上升到国家竞争层面进行分析，由于世界各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参差不齐，一国如果要实现技术上的战略赶超，一方面需要抓住“第二种机会窗口”的机遇期，另一方面需要在经济制度安排上对新兴产业所代表的高质量经济活动进行选择、培育和维系。也就是说，推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制度保障须围绕如何促进新兴产业创新这个核心问题来进行制度设计，两者在目标设定和方式方法上存在高度的一致性。由于依托新兴产业技术创新所创造的新质生产力，其技术特性是以规模效益和范围效益为主导，势必会促成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形成市场垄断。在制度因素设计方面，既要考虑国家调节的角色作用，也要兼顾考虑如何塑造和调节市场经济等问题，特别是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有关大数据这类由新要素组合形成的具有战略性价值意义的资产的确权问题，都应被纳入国家调节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考量中来。

　　在演化经济学框架下，引领每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先导产业都是新兴产业，而颠覆性的激进创新通常在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中率先出现后再向其他产业扩散，先导产业逐渐成长为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过程，就是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的过程。本文认为，研究如何实现以新兴产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问题，其实就是研究如何促进新兴产业创新主体进行颠覆性的激进创新，并将新兴产业的颠覆性创新成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产业关联和示范效应进行扩散，带动整个产业体系变化也即技术经济范式转换的过程。

　　演化经济学者的研究认为，在给定技术机会的前提下，先导产业的发展受制于三个因素，分别是核心要素的可得、基础设施的支撑和经济组织的变革，激进创新的扩散只有与核心投入、基础设施和生产组织协同演化，才能促进作为先导产业部门的新兴产业的成长，也就是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因此，本文认为，要想促进先导产业的激进创新，并以新兴产业为载体进行创新扩散，进而形成新质生产力，建议从以下方面进行努力和实践。

　　演化经济学家佩蕾丝认为，“在每一次长波中，单个或者多个‘关键要素’变得十分廉价且普遍可得，它们将诱发一系列潜在的新要素组合”。现阶段，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要素已经从之前的钢铁、石油、天然气转变为数据、信息、可再生能源等关键性投入。为了释放新兴产业作为先导产业的创新活力，应在明确先导产业扩张所需核心投入的前提下，促进这些新型生产要素的生成、集聚和利用。为了适应人们发展型、享受型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质生产力的使用要素范围已经从传统的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扩展到了包括数据、知识、信息、人才等在内的一系列新的关键要素，而其中，数据要素将成为决定未来工业革命的最稀缺要素，也就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投入。因此，让数据要素变得“廉价可得”，发挥乘数效应变得尤为重要。此外，由于新质生产力是新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新质生产要素的组合，在当前所处的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新型劳动者作为新型劳动资料的操作者和新型劳动对象的创造者，不仅需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和学习能力，成为适应数字化、智能化现代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而且在与数据、可再生能源等关键生产要素融合的过程中，需要引领新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关键要素集聚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主要依靠两个方面的进展：一方面，数据要素作为先导产业部门新兴产业的核心投入，它的供给和集聚依赖于传感器、高速通信设施、芯片、数据库的广泛应用，这就需要国家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云”技术和“云”设施上进行升级完善。另一方面，需要在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中，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引进高效率的生产设备和优质的加工材料，才能实现生产力三要素与数据等新质生产要素的深度渗透融合，从而充分激活以数据要素潜能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在演化经济学家看来，核心投入和新产品能够刺激新产业的产生，而新的基础设施将服务于这些新产业的需要，从而刺激和推动产业部门的迅速成长，也就是说促进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是实现核心要素投入和关键基础设施的动态匹配。回顾工业革命的发展历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运河、轮船是与生铁、棉花等关键投入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铁路、蒸汽船是与铁、煤等关键投入相适应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钢轨、钢制舰船是与钢铁、电力等要素投入相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高速公路、机场、无线电是与石油、天然气等要素投入相匹配的交通基础设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时期，信息通信革命成为更具革命性发展的基础设施革命，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高速公路是与集成电路相匹配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在当前所处的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中，信息化让位于以智能制造为核心的工业智能化，包括数据和可再生资源等在内的关键要素需要更为高阶的新型基础设施才能匹配。例如，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的传输对5G基站、大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的建设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数据的实时传输和灵活安全获取对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新能源汽车的驾驶出行对绿色充电桩的覆盖普及要求更高。这表明，新型基础设施对关键要素投入的承载能力成为能否促进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创新扩散以及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以基础设施承载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主要依靠政府作为公共部门对新兴产业所涉及的基础设施进行全面的升级换代，包括5G基站、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桩、智慧能源设施等在内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的完善将为数据、可再生能源等关键要素的积累和配置提供有力支撑，从而为以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为核心的新兴产业提供扩张的平台和空间支撑，形成以数字生产力、绿色生产力为表现形式的新质生产力。

　　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认为，新兴产业创新会带来新技术和新产品，但如果没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那么这些创新性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就只能是一种“潜力”，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的制度能否适应新技术的变化，都将影响作为新兴产业技术创新的扩散过程。这也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即物质生产力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物质前提，同生产力发展一定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基础。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而生产组织方式则属于生产关系范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如果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耦合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将促进新质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会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在当前的技术革命浪潮下，作为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投入的数据，具有重复使用、趋于零的再生产边际成本、强大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等特点，信息和知识等关键要素遵循规模报酬递增的规律，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作为通用技术应用普及推广，突破了物理空间和时间成本约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组织方式也需从大规模生产方式向更为“柔性”的个性化定制、大规模定制过渡，制度环境上，应打破那些阻碍数据等资源要素实现通用、复用的制度障碍。以经济组织变革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实践路径主要包括：一方面，鼓励企业积极进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从组织模式、研发模式、生产模式、营销模式等方面进行组织内部管理的变革，带动网络组织间的制度安排优化，促进新技术的创新和扩散，提高数据要素的附加值。另一方面，经济制度上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促进数据等新型生产要素的充分流动，在行业准入标准、知识产业保护和产业边界划分等公共政策上完善构建适应新型产业组织的规则和制度体系。

　　前文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阐释了以新兴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研究认为，新兴产业是一个动态概念，主要是指在技术接近成熟之前、核心技术创新更具熊彼特“创造性毁灭”特征的产业“初期阶段”，包括了未来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兴产业具有颠覆性技术创新、前瞻性产业布局、不确定性市场和组织、技术赶超机会多等特点，在工业发展史上历次技术革命浪潮下，率先进行激进创新的先导产业通常是新兴产业。从理论逻辑上看，新兴产业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不仅在技术来源、要素组合与产业基础上紧密相关，而且在制度设计的目标设定和方式方法上也存在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新兴产业创新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形成的重要动力和制度完善的主要内容。在技术机会给定的前提下，新兴产业的激进创新能够改变经济规则并创造巨大财富价值，将科学发明转化为商业化技术、产品和服务，而这些激进创新的扩散依赖于与核心要素、基础设施和经济组织这三个因素的协同演化，只有这样，作为先导产业的新兴产业才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示范效应，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改变，在实现技术经济范式转变的同时完成传统生产力与新质生产力的更替。

　　为了加快实现以新兴产业创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发展，本文建议将未来我国产业政策的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促进要素的升级和组合，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新的动力来源。进入数字时代，随着数据成为驱动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的核心要素，新能源、新材料、知识信息等作为关键劳动对象进入生产过程，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能够掌握新型生产工具。为激发释放新生产要素的活力，我国应加快数据等新型要素的积累和开发利用，提高要素的配置效率，培育适应新一轮技术革命发展的新型劳动者，促进装备工具、技术工艺、产品服务的数字化、绿色化和智能化。

　　第二，加速升级新型基础设施，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平台设施支撑。作为劳动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型基础设施的完善升级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为适应社会发展对基础设施类型和功能更新的新要求，我国应推动新一代信息通信基站、算力设施、智能充电桩、智慧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适应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完善的公共服务和设施平台的支撑。

　　第三，积极推动生产组织变革，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制度环境保障。生产组织方式属于生产关系范畴，在数字经济条件下，为塑造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质生产关系，我国应开放包容地进行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引导企业进行内部组织的革新，带动网络化创新生态系统的制度安排优化，打破阻碍数据资源等新型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制度障碍，在生态化市场体系中优化制度环境并释放数字化红利，激发市场主体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的活力。

　　第四，前瞻谋划未来产业布局，为新质生产力形成提供持续发展潜力。未来产业是处于产业生命周期萌芽阶段的新兴产业，属于熊彼特式“产业突变”范畴，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毁灭”特征，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潜力巨大。为抢占未来科技发展先机，应积极推动建立我国未来产业的先导区，超前谋划生成式人工智能、未来健康、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的优化发展，从而发挥未来产业对新质生产力培育形成和持续发展的长期引领作用。（以上发表于《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作者：沈梓鑫 江飞涛）

　　8月1日起，《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正式施行，备受关注的一条是：没有法律法规依据或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至此，以往作为招商引资重要手段的税收优惠，将退出历史舞台。

　　今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公平竞争审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第十条，针对各地税收优惠和财政奖补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纳入审查范围：

　　第十条 起草单位起草的政策措施，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含有下列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内容：

　　（三）给予特定经营者要素获取、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费等方面的优惠；

　　这意味着，盛行已久的地方“以税引商”模式被按下了暂停键。以往各地青睐的“税收优惠”式、“奖补”式招商引资开始退出历史舞台。

　　过去，对于一些招商引资而来的企业，地方部门往往将当地最好的税收政策进行倾斜，设置“返还、减征、补贴”等举措，金额几十万到数百万不等。这种特定的税收优惠，能够大大降低企业的税务成本，也因此成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大“法宝”。

　　今年1月，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在介绍2024年工作重点时指出，严肃治理地方违规招商引资中的涉税问题，严格抓好税费政策统一规范执行，严禁税务部门和税务干部参与配合违规招商引资，发现问题坚决严肃查处，切实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可以看到，各部门接连部署，严肃查处违规招商引资中的违规返税、“税收洼地”等涉税问题。自《条例》颁布后，已有不少地方陆续研究停掉特定税收优惠、奖补，多个地区接连清理废止违规出台的税收返还优惠政策。

　　在以往的“税收奖补”招商模式中，一些地方政府为吸引企业而提供了过多的优惠政策和补贴，不但没能“招龙引凤”，反倒让投机的“候鸟企业”抓住了机会。所谓“候鸟企业”，指的是这些公司长期以来依赖税收优惠政策以获取利润，但往往只进行短暂的入驻，随后又去追逐下一个地方更高的优惠。

　　显然，这样无法为当地带来真正的税收贡献，一旦搬迁，甚至还造成地方的损失。

　　招商内卷历历在目——为了招引企业、留住企业，有的地方政府、区域之间互相比拼，优惠力度水涨船高，造成招商引资的条件甚至超出价值投资的范围。

　　然而一些现象同样值得警惕。比如去年业内传闻，某家投资机构把招商压力分摊到了企业身上，把迁注册地写到打款协议里面——你不迁注册地，我就不打款。

　　一位常年与政府引导基金合作的投资人谈到，“相对富裕的区域为了招商打得头破血流，财政略紧张的地区也不得不孤注一掷地押宝，各区域之间竞争激烈，很难谈及公平竞争。”

　　如此内卷，也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力。长此以往，盲目地招商引资，使得本地的产业培育和创新无法达成预期，从而更造成了财务上的重大损失。

　　此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部署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改革举措，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基金＋产业链”组合招商引资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深远价值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引进龙头企业，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可以吸引行业内的龙头企业入驻，这些企业通常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市场竞争力，能够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龙头企业的引进有助于改善区域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完善产业链，该模式注重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通过引入与现有产业相关联的企业和项目，形成更加完善的产业生态。这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增强整体竞争力，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引入先进技术，产业基金通常与具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合作，这些企业的入驻可以为区域带来最新的技术成果和研发能力。通过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再创新，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将得到提升。

　　促进产学研合作，产业基金还可以促进政府、企业和高校之间的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加速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进程，提高区域经济的创新驱动力。

　　形成产业集群，通过“基金＋产业链”的招商引资模式，可以形成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产业集群的形成有助于提升区域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的外部投资和人才流入。

　　优化资源配置，产业基金可以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对资源进行优化配置。通过引入具有优势资源和核心技术的企业，可以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生产力水平，实现可持续发展。

　　增加就业机会，随着龙头企业和相关产业链企业的入驻，区域内的就业机会将大幅增加。这有助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居民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

　　提升就业质量，同时，这些企业的入驻还可以提供更多的培训和晋升机会，提升当地居民的就业质量和生活水平。

　　促进区域间合作，通过“基金＋产业链”的招商引资模式，可以促进不同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和协同发展。例如，可以通过设立跨区域的产业基金，共同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和发展。实现资源共享，同时，该模式还有助于实现区域内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基金＋产业链”招商引资模式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深远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不仅有助于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竞争力，还能创造就业机会、提高居民收入并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产业链的完整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投资环境和竞争力最重要的因素。特色经济、品牌经济、规模经济与产业集群是密切相关的。

　　产业链招商是围绕一个产业的主导产品及与之配套的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和包装件等产品来吸引投资，谋求共同发展，形成倍增效应，以增强产品、企业、产业乃至整个地区综合竞争力的一种招商方式。

　　在产业链招商工作里，最重要的“武器”就是产业图谱。产业图谱是对各个产业及细分市场行业规模、产业链结构、链上企业数据等进行的研究和探索。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产业发展的目标与时序跃然纸上，能够快速带动区域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提升区域产业在国际价值链中的整体地位；同时，招商人员可以按图索骥，有的放矢，做到精准招商。

　　具体来说，一份有效的产业图谱，应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梳理产业链上、中、下游关系，厘清产业链各环节的传导机制与价值关系；标注各细分领域龙头、机构、专利技术，划出产业链布局图；立足本地，列出推荐招商企业与重点关注企业，附企业档案与联系方式；了解产业链发展的痛点，理清产业链发展的具体需求。

　　围绕产业链形成集群化发展格局，按上中下游产业链，利用已有的上游企业招引中游、下游企业，利用中游、下游企业招引上游企业，或利用中游企业招引上游、下游企业，形成上中下游产业链的优化配置。企业有利可图，愿意集聚在一起，招商就能事半而功倍。比如，按照“垂直整合一体化”方式，将品牌商、代工企业、零部件配套厂一体推进的结果。总之，一个能上下游互相配套的、有较大市场规模的产业链体系，往往具有较强的产业集聚能力，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降低运行成本。

　　产业链集群式发展，不仅可以使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之间的资源要素实现有机整合，避免行业内的供需错配，使供给更加精准有效，还能通过产业链条上生产技术和工艺的良性竞争，推动企业不断创新，促进优胜劣汰，延长产业的寿命周期，实现产业能级的快速跃升。更具现实意义的是，能够有效降低物流等成本，补齐创新等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产业链集群发展模式，能为地方政府调结构、转方式起到核心支撑作用，提升风险抵抗能力，是不容易垮掉的。

　　精准做好产业和项目的“谋”“引”“推”在实际的招商策划和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建链、补链、稳链、强链等方式实践招商引资的产业链理念。

　　建链。“建链”是定位的过程，即找准园区重点发展的产业链方向，从而引进相关产业链中具有核心地位的龙头企业，并以之为基础进行辐射与延伸，从而建立全新的产业链条。“建链”是初建园区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园区的必须的招商策划环节。以智能家居示范园区招商为例，针对园区的产业基础及资源特点，可建立以电动床、功能沙发、智能纺织品、智能控制系统为主的四条产业链。

　　补链。“补链”是指在园区已有一定的产业基础，并在产业链某一或某几个特定环节上具有项目优势或集群特点时，围绕现有产业链条的缺失环节，从纵向产业链的角度进行补充式招商。“补链”是对“建链”的延伸，其目的是实现产业链向上、下游延伸，打造产业集群。以平板显示产业为例，围绕平板显示器总装环节，向终端光显示产品、光显示配套产业，围绕玻璃基板、有机EL材料、ITO导电玻璃、驱动IC、OLED面板等环节延伸，补全产业链。

　　稳链。“稳链”是在产业链面对外部冲击时做出的应急措施，通过政策落地、政府采购、（协助企业）技术改造、转型升级等方式，分级分类做好「链式服务」，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逐渐畅通。

　　强链。“强链”主要针对产业配套较为完善、已经具有一定的产业聚集度、但整体上处于价值链较低端的产业园区。“强链”主要通过寻找产业链条中缺失的高附加值环节，紧抓“微笑曲线”的两端企业，从科技、金融、信息化提升以及品牌引领入手，加强研发设计、品牌营销、金融、物流、信息等产业综合配套服务，打造全产业链，形成产业核心竞争力。“强链”可以有效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效益，主要通过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使产业价值链从单纯的生产制造向价值“微笑曲线”利润最高的两端延伸，从而提高产业链的平均利润率。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格局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扁平化趋势日益显著，这确实对政府侧和企业端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机遇。在此背景下，横向资源整合能力和生态化聚合赋能能力的专业居间服务商变得愈发重要。

　　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能够跨越不同行业、领域或地区，整合分散的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这有助于政府和企业更加高效地利用资源，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整体效益。

　　在信息扁平化的时代，跨界合作成为常态。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能够作为桥梁，促进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共同开发新市场，推出新产品，实现共赢。

　　通过横向整合，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外部资源和技术支持，从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同时，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的介入也有助于推动行业的标准化和规范化发展，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生态化聚合能力强的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能够围绕某一核心领域或需求，构建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包括供应商、生产商、分销商、消费者等多个环节，各个环节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形成良性循环。

　　在生态系统中，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可以通过整合各个环节的资源和服务，为所服务客户提供更加全面、便捷、个性化的服务体验，这有助于提升用户满意度和忠诚度，为政府和企业赢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市场环境和消费者需求不断变化，生态化聚合能力强的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能够迅速感知市场变化，调整战略方向，整合各方资源，共同应对市场挑战，这有助于政府和企业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快速的反应能力。

　　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作为连接政府、企业、资本和市场的关键角色，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性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需要深入了解政府政策导向、企业需求和市场需求，通过提供高质量的、以结果目标为导向的居间服务，推动政府侧和企业端的协同发展。同时，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还需要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和技术手段，以适应信息扁平化时代的新要求和新挑战。

　　整体来看，在当前经济形势格局下和信息愈发扁平化的时代，横向资源整合能力和生态化聚合赋能能力的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对于政府侧和企业端来说具有更加重要意义和作用价值，在高质量发展和结果导向的发展趋势下，不仅能够专业化、高效化、实质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跨界合作，还能够构建生态系统，产业链集群化，降本实效化，提升服务客户体验和应对市场变化。因此，在当前的经济形势发展格局下，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信息扁平化趋势日益显著，政府和企业应该积极寻求与专业居间服务商（赋能平台）的合作，共同推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建设发展。

　　要坚持以改革促发展，以创新驱动发展，不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质量，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需要充分重视和发挥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及项目对地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1）经济增长点创造，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发展，为地方区域经济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企业和项目往往依托先进的科技和创新模式，能够迅速在市场中占据一席之地，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进而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增长。

　　（2）产业结构升级，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引入，有助于推动地方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它们往往涉及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这些产业的发展能够提升地方经济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使产业结构逐渐向着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

　　（3）创新活力激发，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发展，能够激发地方的创新活力。这些企业和项目通常拥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够不断推出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同时，它们还能够吸引和培养高素质的人才，为地方的创新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4）就业机会增加，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发展，为地方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随着这些企业和项目的不断壮大，它们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来支持其生产和运营，这就为地方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些就业机会不仅有助于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5）协同发展促进，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的发展，还能够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合作。这些企业和项目往往需要与其他地区的企业和机构进行合作，共同推动产业的发展。这种协同合作有助于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整个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整体来看，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对地方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和价值意义是多方面的，它们不仅能够为地方经济带来新的增长点，还能够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激发创新活力、增加就业机会以及促进协同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应该积极引进和培育新质生产力技术企业和项目，为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不为我有 为我所用”——“飞地经济”2.0模式助力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仅是以往区（县）域发展战略的演进与优化，也是长期以来我国区（县）域发展路径的更加全面地转型升级。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后是产业与人才的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是加速引擎，新质生产力企业和项目是核心聚焦，为此，实现区（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要有创新思维，“反向飞地”打破了地缘限制，实现了创新资源的异地集聚和跳跃式转移、输送。

　　如果说“飞地经济”1.0的建设，是我国产业转移背景催生出高效产能转移的特色模式；那么“飞地经济”2.0，则更符合当前产业发展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需求。

　　进入“飞地经济”2.0时代，区（县）域主体已不再走梯次转移产业、承接发达地区落后产能的老路，而是更加主动地将“飞地”用作本地与大城市创新协同的新武器。以“逆向孵化”和“逆向创新” 为突出特色“反向飞地”的“飞地经济”2.0时代，呈现出以下两大趋势：

　　1．经济欠发达的县、市从被动转向主动：过去，产业发展相对薄弱的县市一般是被动等待国家、省、市等上级政府作“官媒”、结“对子”的“飞地”合作机会。如今这些县、市不再被动等待，而是主动出击，积极向大城市靠拢。

　　2．“飞地”的选择从行政主导转向市场主导：与过去上级政府指定下的“飞地”不同的是，“反向飞地”的布局实际上更加尊重市场的规律。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产业人口向大城市进一步聚集，区（县）域比起大城市的成本优势正在快速缩减。同时，各地发展产业的意识与经验都在快速迭代增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成为必然，区（县）域想要到大城市招商引资，需要让渡的成本正在快速增加。区（县）域招不起大龙头，上市企业，那招商引资那些具有成长潜力的新质生产力创新型中小企业则必然成为重点。

　　区（县）域在谋划“反向飞地”时，要绑定本地企业发展需求，政企“抱团出海”，让大城市“不为我有”的人才能够更好地“为我所用”，助力本地产业创新转型。要以战略的眼光重视“飞地经济”，以之为纽带，打通两地产业市场。区（县）域主动在大城市搭建起的“反向飞地”，是一种以“互联网思维”融入大城市产业生态、抢占产业增量空间的有力平台。它不只是一个孵化器或招商中心，而应是区（县）域瞄准新兴产业增量，在大城市的地界培育自己的产业，抢占新兴产业生态位的前线阵地；更应成为集中展示本地产业实力，助推本地企业走向更高市场的开放窗口。

　　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大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

　　图：好风凭借力 送你上青云「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横向资源整合与生态化聚合赋能平台」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新”与“质”。“新”在于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先进科技催生出新的技术、新的模式、新的业态，聚合成新生代生产力的新内在动能。“质”在于通过关键性颠覆性技术创新，实现生产力质量的跨越式提升。

　　“新质生产力”不再依赖于传统的大规模资源投入和高能耗的增长模式，而是走出一条生产要素投入少、资源配置效率高、资源环境成本低、经济社会效益好的新增长路径，是新时代背景下经济社会转型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和推动力量。

　　而“专、精、特、新”是对中小企业发展提出的一个方向，旨在鼓励中小企业走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的发展之路。具体来说：

　　“专”是指专业化发展。鼓励中小企业专注核心业务，提高专业生产、服务和协作配套的能力，为大企业、大项目和产业链提供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产品和配套服务。

　　“精”是指精细化管理。鼓励中小企业精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以美誉度好、性价比高、品质精良的产品和服务在细分市场中占据优势。

　　“特”是指特色化经营。引导中小企业利用特色资源，弘扬传统技艺和地域文化，采用独特工艺、技术、配方或原料，研制生产具有地方或企业特色的产品，引导中小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打造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的品牌。

　　“新”则是指创新发展。支持中小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创新发展。鼓励中小企业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开发适应市场需求和消费升级的新产品、新服务，培育自主品牌。

　　总的来说，“专、精、特、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发展和运用新质生产力，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和运用新质生产力与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关系，二者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先进的技术手段。新质生产力强调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的跃升，这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通过运用新质生产力，中小企业可以加强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提高产品质量和竞争力，从而在市场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其次，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进步。这些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具有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新颖化等特点，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模式创新，推动了产业链的升级和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提高了中小企业的竞争力，也为整个产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推动了新质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

　　最后，新质生产力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发展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持续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先进的技术手段，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则通过自身的创新和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的实践经验和成功案例。这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有助于推动整个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横向资源整合与生态化聚合赋能平台」汇聚了来自国家级行业协会组织、国家级智库研究院、国家级媒体平台、基金、证券投行、银行金融机构、央国企和行业领域优势企业和项目资源，会客厅为政府端、科研端、企业端、金融端、产业端搭建一个共享共创、合作共赢的平台，“青云赋能”聚焦「专、精、特、新、质」，围绕“新质生产力”和“专精特新”为科技创新项目赋能助力，并执行「“请”上来 走“下去」的循环机制方针，实现企业与市场，创新与应用，供与销链接的桥梁。

　　向“新”而行，以“质”致远。给世界一点创见，好风凭借力 @ 送你上青云，这正是「新智派·新质生产力会客厅——横向资源整合与生态化聚合赋能平台」的建立初衷。我们将定期合作组织举办闭门私享会，严格控制在10-20人规模，每期重点推介2-3项运用“新质生产力”的创新项目，并形成跟进和资源赋能，我们相信只有“小而精，垂而直”才能带来有效对接并对企业创新项目发展提供实质性助力。